《教育研究》2024年第5期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轮转，文化和价值观的融合与交锋在不同舞台上演。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叙事博弈中，各国通过政治和经济实力凸显国际地位，通过独特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这凸显了强国建设的文化逻辑。现代化是全球国家的共同追求，也是文化强国的当代体现。从文化视角审视，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各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以及全球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揭示：简单模仿西方模式以期实现现代化，往往会遭遇阻力。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本身已显现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等现象，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受制度、文化等复杂因素影响，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非西方国家的问题，甚至可能加剧某些问题。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进行系统性谋划。“中国式”，高度凝练了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话语权等一系列概念体系。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思路和新经验。

  无论何种模式的现代化，其道路往往也是强国建设的道路。从教育的角度看，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在大的制度和环境背景下，世界教育强国形成的共性经验具有政治体制和文明差异的超越性，值得其他国家在强国建设中依托本土现实学习借鉴。其中，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凝练着国家教育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是分析教育强国建设的地基。在共性经验之上，因时因地的教育强国建设实践集中凸显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是国家强大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

  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钟摆振荡过程，与流行的思潮、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等快变量相对照，教育是慢变量，文化也是慢变量。寻找到对于每个国家而言不变的文化软实力要素，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找寻教育强国的世界密码，贡献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独特力量，既具有强烈的本土价值，也具有超越的世界意义。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对推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决定性意义，亦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此外，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治理模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坚实基础。由此发展而来的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模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本文尝试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下，探讨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所蕴含的全球性经验。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世界教育强国建设及其教育治理模式异同，并结合中国的教育治理模式加以比较。以期在比较中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为全球教育发展贡献中国独特的实践经验与智慧。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与强国建设

  自1990年奈（Nye，J. S.）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出以来，软实力日渐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对强国建设及国家繁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术界对软实力概念展开深入探讨，产生众多颇有启发的研究成果。我国也从借鉴西方理论，走向形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这一演变既是传统软实力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背景下的本土适应与自主建构。

  （一）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概念变迁及其本土化建构

  奈认为，软实力对应硬实力，硬实力强调一个国家能否“命令”别国依从的能力；而软实力则强调能让别国心甘情愿“追随”的能力，是思想市场上“看不见的手”。美国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优势。其体现在美国的价值观念、思想市场和社会模式等方面。二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例如，电影、音乐、时尚等的传播，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深入人心。三是在国际制度建构方面的主导作用。美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诸多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其政策和立场在国际社会中具有较高影响力。

  “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发展等学科及政治实践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议题。许多学者肯定软实力的积极作用，指出它的引入拓宽了研究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丰富和全面；强调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形象等非军事手段，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竞争力。但也存在批评声音。有学者认为，软实力是“一个模糊的理论核心”、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度量标准，难以在实证研究中应用。基于这种批评，多学科学者从多角度尝试对其进行清晰化，主要思路是将软实力运用于多重领域和多重机制，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领域，还涉及环境保护、大型体育赛事等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对软实力的运用可能带有政治偏见，会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主观性。有学者关注软实力概念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认为其对文化多元性和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缺乏足够考虑。质言之，软实力备受推崇、亦多争议。主要根源就在于，其概念的延展性、模糊性甚至自反性。延展性体现在，其跨学科特征；模糊性体现在，其解释的多元性；自反性则体现在，其内涵具有涵盖相反意识形态争议的容纳度。

  我国学者的最初理解与奈强调的概念范畴具有相似性，但概念的文化底色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软实力来自其扩散性，只有文化广泛传播，软实力才会强大；谁的软实力构成最适应国际软实力的势能，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国际政治。中国已感受到其实质挑战带来的威胁。软实力表面上并不具强迫性，却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构成难以抵御的无形压力。这种无形压力，不仅来自奈的软实力概念，也来自福山（Fukuyama，F.）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惊世骇俗地宣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正在走向终点，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还来自亨廷顿（Huntington，S. P.）在“文明冲突论”中对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预测。此后，美国“9·11”事件爆发，导致其战略中心被迫转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拥有了更大的国际话语权。这种压力一定程度得到释放，中国学界对软实力的态度呈现明朗之势。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开始着力塑造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这背后，是中国文化浸润的结果。

  从本土化视角看，在本土借鉴时，须特别关注软实力本身存在的可能局限。首先，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具有极强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是建立在美国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概念体系，甚至是一种政治武器。2022年9月，奈发表新作，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延续其软实力聚焦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的立场。此外，奈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学者，视角有一定局限性，在论及文化时，大多是简单提及，仅从逻辑角度强调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并没有充分认识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如果将软实力视为一个概念的集合，其所有构成部分都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离开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就脱离了本土实际，遑论实力。政治价值观的偏好和对外政策的具体举措，都与发起者、制定者、规划者和实施者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认同休戚相关。换言之，文化在软实力的各个环节和要素中都有所体现，而不仅仅是“来源之一”。虽然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学理价值，但是，因其主张依托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引介和应用必须关注其限度和陷阱，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和改造。

  在我国学术界对软实力概念逐步接受、反思和延伸基础上，国家政策越来越关注这一领域。在提出与软实力相关议题时，党和政府并未将其独立使用，而是倾向于在其前面加上“文化”二字。这一做法并非随意，而是基于中国实际的概念再创新。这为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理论揭开新篇章。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体现了我国在强国建设过程越来越将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两次提到“文化软实力”。2013年12月30日，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展第十二次集体学习。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三次提到“文化软实力”。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第九部分专章阐释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两次提到“文化软实力”，再次强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一系列国家重大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文化软实力在强国建设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话语权”等多个维度，为文化软实力研究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这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表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深深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交融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治组织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形成了促进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系统性力量。

  （二）文化软实力理论创新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立足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宏大背景，我国学者围绕文化软实力理论创新形成一系列成果。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研究集中在理论、国家、国际、文化自信等四个层面。其中，理论层面的研究具有先导性价值，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研究主要阐释文化软实力的应用场景及其意义，文化自信则是文化软实力的落脚点，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软实力的保障和依托。文化软实力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互动共生。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物质基础，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条件；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反哺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响力以及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交流与融合等方式，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由此，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根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国家力量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的职能作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当下的发展阶段演化为文化强国、现代化强国等国家层面的建设目标。

  马克思（Marx，K.）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全面性阐释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内在价值，这正是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从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诉求视角看，其发挥作用的标志，正是使人的社会属性得到极大的丰富，人的全方位解放得以完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致力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确保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指导性思想，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先导，引领着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和发展。

  在国家层面，文化软实力对强国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从综合国力切入，还是从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切入，文化软实力都是关键，思想政治教育是其载体。综合国力包括：国家物质资源潜力、经济生产力、军事打击力、政治动员力、文化吸引力、科技创新力、民族凝聚力等综合实力，前三项属于物质硬实力，后四项属于文化软实力。从国家的主导价值观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自觉培育和践行具有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标准。中国文化软实力终将凝聚于国民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智慧。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所开展的一项意识形态工作，旨在使受教育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把理念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成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贯通载体。

  在国际层面，国际交流是展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窗口。国际交流包括官方（政府外交）、半官方（公共外交）和民间（民间外交）三种方式。政府外交重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发展中国的外交关系。公共外交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以阐释中国国情和中国政策为主要内容，主体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媒体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等。民间外交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人民为主体，将人民作为工作对象。主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大学、研究机构和个人等，活动领域广泛，形式灵活多样，具有网络化特征。三方面的国际交流，在塑造中国形象、写就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文化自信层面，文化软实力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吸引力、文化动员力、文化传承力及文化创新力。文化软实力根植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守正创新，形成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品质，具有鲜明的文化领导权，对提升文化软实力起关键作用，是形成文化自信的重要地基。文化自信并非文化盲视，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思维和姿态积极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时刻保持文化危机意识，不断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外来文化积极扬弃过程的主导地位。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概念的本土再造，其本身体现文化扬弃的过程，是彰显文化自信的概念再造。

  理论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根本性要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注重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建立稳定的价值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带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带来多种社会思潮，其中的一些思潮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增强“四个自信”是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其中，文化自信是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能够提升国民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第二，基本性要素。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总结可供借鉴的国家良好发展的中国模式。从历史上看，大国竞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会赢，而且取决于谁的“世界叙事”会赢。“讲好中国故事”至少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客观改善。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形象，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文化的中国。二是主观态度转变。在讲好中国故事基础上，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与欣赏。三是国际秩序重塑。在文化软实力提升基础上，联动三大外交方式，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际交往秩序，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内生性要素。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四个显著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这体现了中国思想和中华文化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和对矛盾的包容性，具有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充分观照。例如，主张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儒家道德观，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价值基础。再如，“正言若反”、“无为而治”等道家思想，倡导顺其自然，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宁静，鼓励人们放下世俗纷扰和无穷欲望，努力达成与自然和谐统一。此外，道家在一定范围内强调道德的相对性和情境适应性，认为道德判断应基于具体情境的考量。究其根本，乃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基本主张，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总之，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切入，建设文化强国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领导；基本举措是“讲好中国故事”；内在根基则是文化自信，充分挖掘、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三）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战略统一、共生共进

  教育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互为表里。教育场域也是文化场域。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而且是文化阐释和创造的关键力量。

  第一，教育承载了传递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使命，确保国家文明的连续性。没有教育的传承，文化就失去生命力。通过教育，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道德规范、核心价值等精神文化要素以及科学技术、艺术等文化成就，作为显性文化成果得以继承和发扬。第二，教育赋予国民理解和鉴赏文化的能力。没有教育的启发，文化则失去活力。通过教育，人们能够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掌握文化符号体系。教育培养能够深入研究和发扬文化精髓的知识分子，为文化的深入理解和传承提供学术支持。第三，教育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为人类文化宝库带来创新活力。没有教育提供创造性土壤，文化创新就无从谈起。教育通过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赋予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教育通过构建包容开放的文化环境，鼓励不同文化互动、碰撞、交流、融合，推动文化创新。文化传承、解释和创造的过程交融辉映，共同推动人类文化持续发展，反映民族国家底色。教育在文化传承、发展和创造中的作用如若缺位或丧失，文化就无法形成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系统，文化的生命之泉就会枯竭，文化的生命必将枯萎。

  从教育体系看，国家的教育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反映其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教育内容和形式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同时，文化也会对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建设文化强国，须通过教育体系来传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确保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须借助本国文化资源，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使教育更具本土特色，服务于培养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只有建设基于文化自信的教育强国，才能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和国家自信的公民，建设文化强国。在强国建设中，教育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关键性作用。只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通过教育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培养文化人才、增强国家文化创造力，才能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总之，教育强国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交互影响、互为表里。教育强国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二、文化软实力与教育强国建设：基于教育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教育治理模式是考察教育与文化关系的重要观测点。一个国家的教育治理模式体现本国文化的特点，宏观层面体现为教育系统更好地服务文化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中观和微观层面体现为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融入国家的主导价值观。教育治理模式对教育强国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因地制宜的教育治理模式有助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二，教育治理模式本身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全球文化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我国的政策体系中，教育强国、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治理是一组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政策概念家族。其中，教育治理泛指国家教育制度的系统性安排，其目标指向乃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路径，也是对标国际教育的重要参照，某种意义上视同教育外部性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具体化；教育强国则体现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体现我国教育中教育性和政治性的交融。当然，这仅是“理想类型”层面一种模糊的划界方式。现实中，三大目标往往相互交织、不可分割。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下，教育治理模式是实现一系列目标的重要基础。

  （一）世界教育强国的教育治理模式：植根本国文化传统的多元构型

  从分析的角度展开，教育治理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立体性概念，具有多维多层特征。一般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分析维度，每个维度又有多个层次。宏观维度，一般讨论教育体系、宏观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等方面的议题，重要观测点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中观维度，一般聚焦组织场域和具体的教育组织（学校）的内部管理；微观维度，集中于教育组织内部的次级组织或个体。基于不同教育阶段的特征差异，可将教育治理粗略分为基础教育治理和高等教育治理。

  目前，学界基于一系列研究构建了“教育强国指数”，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教育位居前列，教育强国的国际范例。从各国“教育强国”进程可见，并不存在一种“一统天下”的教育治理模式，教育治理必然植根本土文化和具体情境。

  1. 美国教育治理模式：多元共治中的多重逻辑

  从宏观层面看，美国的教育治理发生了几次历史变革。独立战争前后，教育治理模式由宗教主导转向世俗化，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元共治逐渐成为主流。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治理层面，呈现较大差异。

  美国基础教育治理有以下特点。宏观治理层面，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推动、地方政府主管、社区和家庭参与。中观和微观治理层面，不同州、不同学区、不同学校的治理模式大不相同，体现不同的组织架构、不同的治理目标。总的来看，美国实施的是校本管理，基层学校在遵循学区管理原则的基础上，享有一定自主权。校长、教师及学校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学校管理，体现四种不同的模式：行政调控模式、专业调控模式、社区调控模式和平衡调控模式。行政调控模式强调校长的绝对权威，学校董事会是咨询机构；专业调控模式强调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决策权；社区调控模式强调家长和社区对学校决策的话语权；平衡调控模式则是上述几种模式的综合。

  美国高等教育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的责任在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学生财政援助、研究拨款和资金激励机制与机构建立联系，间接发挥作用。因此，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州一级政府。这些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环境和每个州的具体情况。每个州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和人口情况，这些因素影响着高等教育宏观治理。在中观层面，美国大学奉行分享治理理念，外行治理、专家治理和共同体治理三位一体。在董事会、校长行政团队和教授会构成的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总揽全局，校长行政团队全面负责大学经营与日常运行，教授会承担学术决策、学术评议等事务，“三驾马车”目标一致、相互作用。在微观层面，差异性被进一步放大。由于各校的内外部环境差异，大学治理过程充满复杂性，不同大学根植不同的类型、文化和历史，具有多元性质组织层级和群体。各群体的职责和价值取向又各有不同，呈现多重逻辑的特征。甚至在同一所大学，各院系的治理模式也不尽相同。其核心目标在于，保证大学的教育性，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调和矛盾。因此，其具有广泛的权变性，并不存在一种所谓成功的“美国大学治理模式”。

  2. 英国教育治理模式：多层级治理下的“自治”体系

  英国的整体治理结构呈现多层级治理特征，分别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从纵向上看，欧盟和欧洲委员会对民族国家治理有重大影响；从横向上看，每一层级的政府都已不再是单一而整全的，而是多样和分化的，其由众多政府部门、半官方组织、执行机构组成，彼此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此背景下，英国的教育治理亦呈现较强的多层特点。纵向上，脱欧前，英国与欧盟诸多互动对其国内的教育制度体系产生了影响，即便是在脱欧后，这种影响仍以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横向上，英国内部复杂的教育体系，体现着多方的权力博弈。

  英国基础教育治理主要有以下特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变化，对学校治理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英国官方一再强调自治和参与，但英国基础教育治理的总体趋势是中央政府的作用持续强化。反映在各类制度、标准、规范的制定，如采取国家课程框架等。中观和微观层面，学校治理的核心是治理机构（governing bodies），治理机构的主要构成是各类校董，如家长校董、教师校董、基金会校董、首席校董、赞助校董等。为了提升学校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从国家层面到各级各类协会，出台了一系列专业指导办法，如教育部制定的《校董手册》以及全英学校校董协会的《学校治理框架》等。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主要有以下特点。宏观层面，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发生了几次转变。传统上，英国大学受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对国家负责。但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不属于公共部门的组成部分，大学的自治属性愈加突出。撒切尔（Thatcher Margaret，H. T. B.）保守政府执政以来，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在英国的角色和职能发生转变，新公共管理运动风起云涌，英国的高等教育又从自治模式转变为明确的公共治理模式，国家在治理过程发挥着核心作用。中观层面，内部治理包括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和学术评议会。校董会是名义上的最高管理机构，但因其成员众多且成员间很少见面，只能间接行使权力。校务委员会负责大学战略方向和学术政策，构成群体较为多元。由校务委员会提名名誉校长、副校长和财务主管等，由校董会任命，并在与学术评议会协商后任命校长和副校长。微观层面，学院制是典型特征。学院院长同时是大学管理机构成员，以双重身份实现学院与大学的协调。学院的决策机构主要是学院委员会，其成员通常由全体教授、系主任及其他成员代表组成。

  3. 德国教育治理模式：国家中心主义中的文化博弈

  德国的教育体系建构及其演进过程颇为复杂，历经多重改革，确立了一系列原则。其教育治理主要有以下特点。

  宏观层面，重要特征是国家中心主义。以各级各类法律规章为基础，确立详尽的法律文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GG）》（以下简称《基本法》），确立了国家对教育的监督权，划分了联邦与州的权力边界，主要由各州发挥教育的主导作用，联邦仅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承担共同治理职能，各州通过文教部长常设会议等具体机制协调各自政策体系。德国教育治理强调分层分类的教育体制，对职业教育格外重视。

  中观层面，主要是根据一系列上位法，行使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力。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有较大区别。基础教育层面，学校的行政领导机构、学校代表大会、教师代表大会是治理结构的权力核心。学校代表大会由教师、学生、家长及学校行政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参与学校重要决策的制定；教师代表大会则主要负责与教学相关的决策。高等教育层面，理事会是学校的领导核心；评议会是学校的主要决策机构，长期由教授群体任职履职；高等学校委员会作为一种新晋的协调机制，是否发挥治理职能尚有争议。这一系列治理结构安排，旨在保持德国“学术自由”传统，在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此种治理安排，体现德国教育治理中三种文化的博弈：重视监督、规则与程序的行政文化，重视自由和独立的学术文化，以及重视功用和目的的产业文化。

  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德国的高等教育治理具有内在的二元性。一方面，大学是公立法人机构；另一方面，大学又是自治法人。自治权主要体现在大学讲座教授联盟所形成的学术寡头。每个全职教授从国家获得拨款，以教授为基础构成组织。在这种治理体系下，教授们享有高层次的组织权力、声望和自治权，也因此成为国家官僚体系控制人员和资源的重要途径。

  （二）文化软实力视野下，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经验

  从教育治理模式粗线条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治理模式是教育强国的地基，教育治理与国家治理高度耦合。教育治理模式的直观表现是一系列制度体系，宏观治理对中观和微观治理有深刻影响。纵向的教育治理链条体现着国家的文化传统对治理模式的影响，也重申了一个朴素真理：不能脱离本土文化环境探讨普适的教育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教育强国建设路径。正是与本国文化、文明深度链接的教育体系，塑造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也受到本国文化软实力的形塑，形成一种交融互动的发展关系，共同推动强国建设进程。当然，在教育治理体系和模式的多元性、独特性之外，世界教育强国积累的基本经验，对教育强国建设亦有深远影响。

  首先，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报告，美国教育机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的比例是6.0%，其中高等教育为2.5%；英国教育机构支出占GDP的比例是6.1%，其中高等教育为2.0%；德国教育机构支出占GDP的比例是5.4%，其中高等教育为1.3%。三国均超欧盟教育机构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4.4%），以及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值（1.2%）。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相对完备的、符合具体情境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这些制度体系塑造了教育体系和国家的互动关系，营造了有助于教育发展和生长的制度环境，且因时因地具有弹性空间。从斯科特（Scott，W. R.）的制度理论视角看，“规制性”制度相对较少，“规范性”制度和“文化—认知性”制度居多，而后者特别是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元素，决定了具体的教育组织在实际的治理过程，既有满足国家制度规范和发展目标的举措，又有具有相应的自主权，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链条。

  其次，教育强国建设既要依托本国的文化基础，也须兼具国际视野和国际化战略。世界教育强国往往将教育国际化视为国家战略，在融合本国文化传统和国际知识体系方面，都有一定探索；在满足国内教育需求、保证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同时，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国际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学生的国际理解等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国际化则主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例如，美国通过广泛吸引海外留学生、输送学生赴海外留学、巩固教师及科研人员交流项目、适度发展跨境高等教育等方式，实现其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吸引尖端人才，以及输出价值观、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战略目标。

  再次，教育主体的价值观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文化强国的必要抓手。纵观世界教育强国建设，价值观教育均为重要构成，区别体现在价值观教育的模式差异。尽管美国没有提出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但不代表其不存在。在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过程，联邦政府以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为核心，全面构建价值教育的内容体系，为全国价值观教育确立了明确且具体的内容。此外，美国文化本身也成为其国家主导价值观的代言人，通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在国家建构历程，英国面临着文化价值冲突与身份认同危机，受到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和族裔冲突等现实冲击，这种态势更有上升之势。为此，英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推动实施价值观教育。学校作为价值观教育政策实践转化阵地，为英国建构国家共同体、延续文化历史传统、培养合格公民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支持，为其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强大力量。德国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以《基本法》为总体性纲领，其核心模式是“参与模式”，强调通过现实体验将道德形成过程的动机、评判和行为三大要素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成效，有效助力德国不断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质言之，价值观教育不仅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础，而且是塑造国家文化、打造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有力抓手。

  另外，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教育强国无一例外都是高等教育强国，科学实力和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注意到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Bernal，J.）。借鉴其研究，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用定量的方式描述了16～20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随后，美国学者戴维（David，B. J.）研究发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与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存在高度的同构关系。究其转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教育引领及国家有力支持等因素，对形成科技和高等教育双中心必不可少。换言之，科教兴国是世界科学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的基本规律，强国建设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引领，真正实现人才强国和文化强国；在持续互动中，构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三、文化软实力视野下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探索：系统治理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专章布局，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高度概括了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框架。其背后，是一整套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支撑保障。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切入，乃是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联动，以中国教育治理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展现强大文化软实力。

  （一）中国教育治理体现鲜明的系统性特征

  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是中国教育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其背后，蕴含了强大的国家能力、教育治理的系统观念等核心要素。 

  宏观教育治理层面，国家能力建设是基础性保障，其中关键是国家善治能力。这是党的全面统一领导的外部表现，也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具体表现，集中展现了国家动员、国家组织、国家改造、国家发展和国家整合等重大能力。以国家善治能力为根本，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核心理念，形成一系列宏观教育制度框架，决定了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重点和方向，体现了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其中，基础教育是基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高等教育是龙头。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升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引领世界科技和文化发展，推进高等学校分层分类建设，服务高质量发展。终身教育体系是目标。构建学习型社会，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在国际影响力层面，要高水平双向式教育对外开放格局，“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提高中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让教育回归育人初心。

  中观教育场域和教育组织治理层面，各有侧重。基础教育层面，着重推进县域教育治理。中国近2 000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中小学生，他们的教育现状被认为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县域教育影响国民的教育心态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县乡每个孩子能否得到公平的成长环境、能否有同等机会和出路。在学校内部，全面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家校合作，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成为共识性举措。但因县域间存在资源、环境、政策等一系列复杂的外部情境影响，又特别需要县域内学校的主要领导发挥强大领导魅力与能力，在约束条件下探索学校发展因地制宜的空间。高等教育层面，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分层分类评价，引导学校形成自我发展的良好秩序。通过“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教学水平评估等评价制度，引导学校分层分类办学。在学校内部，应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明晰办学主体目标定位，全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深入推动学科治理、调整学科格局，推进学校综合改革，特别是“放管服”改革，激发二级基层学术组织办学活力等，逐渐成为高等学校共同理念和积极举措。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引领性作用凸显，高等学校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生力军。

  微观教育治理层面，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在教师队伍建设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以“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大先生”，勉励广大教师，凝练“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广大教师躬耕教坛、教书育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滋养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多次出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系统阐释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和行动路径。通过树立“兴国必先强师”的理念，开展思想引领和制度保障，构建相对完备的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以师德师风建设为统领，专业素质能力为抓手，构建教师培训的多层体系，做到各级各类教师培训的全覆盖；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教师待遇，提升教师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干部队伍建设层面，以政治家、教育家要求，在干部选拔任用、干部教育培训等方面制定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针对不同层次、类别教育干部，依托各级各类党校、教育行业干部培训院校、高等学校干部培训基地、学校内部培训及网络培训资源等，实现教育干部培训全覆盖。

  总之，我国的教育治理呈现鲜明的系统性特征。从整体的治理架构看，从宏观到微观、从高等教育到学前教育，构建了基于教育系统的条块治理体系；并在条块间建立协调机制，确保治理实效。在治理理念层面，突出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无论是何种层级的治理，都以此治理理念作为根本遵循。在治理制度层面，从上到下的制度体系体现了逐级落实的基本特征，力求制度传导过程不变形、不走样，确保制度执行效果，以制度执行为基本抓手，切实提升治理效能；通过抓紧抓实领导干部和教师队伍这两个关键群体，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落地。如此，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系统治理，打牢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强大地基。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文化、中国特色为底色，形成和构建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实现教育与文化软实力的双向互动。

  （二）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现高度统一的战略互构性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未来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统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构建涵盖所有重要领域和发展方向的国家战略体系。其中，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具有地基性作用，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又是三者统筹推进的基础。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之基础，就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依托，深度耦合中华文明，提升中国文化认同感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首先依托于文化自信。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这就要求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理论武装，强化价值引领，引导青少年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需要不断深化对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坚定文化自信，勇于担当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使命。具体到教育实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在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其重要源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更具特色和吸引力。具体推进过程，应不断深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提升思政课程针对性和影响力，强化课程思政建设。

  第二，以科学教育、科技自立自强为抓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带动文化软实力提升。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以及高等教育中心转移的历史规律，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性。在建设教育强国、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须将科学教育作为重要抓手，着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力推进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科学教育层面，科学教育逐步形成涉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及研究生全学段的教育体系，并持续延伸至终身教育领域。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专门针对科学教育教师培养提出国家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各级各类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已取得显著成效。世界范围内，我国科技成果日益达至国际先进水平，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通过凝练科学教育模式，融入并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发展变革，直接提升了我国教育话语权，推动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在推动科技服务教育高质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层面，提出“有组织科研”政策体系，引导高等学校聚焦重大原始创新、“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提升行业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科学研究范式和科研组织模式变革，着力破解科研方向与国家需求不紧密、跨学科团队组建难、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第三，以教育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进话语重塑，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全球关系。“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世界普遍交往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教育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行动的重要载体，在对外开放、来华留学教育过程，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了国际理解与认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在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贡献卓著。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超越以“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国际合作目标，保障平等地位和自主性，承认和尊重差异，突破国际合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建构主体间对话与理解的教育行动方式；以共享发展的理念，促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建构全球教育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历经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疫情挑战和逆全球化浪潮，凸显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迎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期。高等教育更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旨归，主动适应、积极引领社会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

  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互构过程。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因，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果。科学教育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搭建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底座，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基础。在文化自信和教育硬实力基础上，教育搭建了全球文化理解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重塑着全球价值秩序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