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兹在兹 初心可鉴

——黄济先生与教育行政学院的甲子情缘

于建福

摘 要：有一种精神叫做教育家精神。黄济先生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六十年情缘，生动诠释了教育家忠诚、担当、仁爱、奉献的可贵精神。1955年初，黄济先生调入筹建“教育行政学院”，从此与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通过挖掘史料，结合先生人生阅历，梳理其何以与行政学院结缘，及其对行政学院筹建和后续发展所作贡献；透过先生与学院首创院长董纯才的工作关系和师友情谊，探讨先生对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的追慕之心，呈现两位教育家共有的际遇、品质和风采；学院复办时先生年逾花甲，依然一往情深，为学院发展竭尽“老教师”责任，体现了教育家真挚的情怀，不易的初心。

关键词：黄济；董纯才；教育行政学院；情怀；初心；教育家精神

2021年7月20日，是“庆幸与党同庚”的当代教育家、教育行政学院早期筹建者——黄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先生自1955年2月来教育行政学院，至2015年1月去世，时满一个甲子，其足迹遍及和平门、昌平、大兴清源三校区，见证了学院创办、复办与日新月异发展各阶段，以其独特的情怀和表达方式，为学院的发展做出了特有贡献。

一、不解之缘：参与筹建“教育行政学院”

1954年底，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董纯才倡议，教育部在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和平门，开始筹建教育行政学院（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并亲自兼任院长；次年9月4日正式开学，由此开创了新中国教育系统干部培训之先河。早在1955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就致函教育行政学院，调北京师范大学黄济先生来院工作。文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介绍信》（高师人字第101号）：“兹介绍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黄济同志去你院分配工作请予接洽为荷。”寥寥数语（实28字），让先生日后60年与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东北人民政府任文化教育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期间，董纯才就有创办东北教育行政学院之善举；随之创办中央“教育行政学院”，旨在继承和发扬我党积累的干部教育培训优良传统，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与业务并重”的办学方针，为新中国教育战线尤其是普通教育领域，培养政治思想与业务水平兼优的教育干部和骨干力量，善莫大焉。毛泽东曾当面称赞：“办教育行政学院的方法好”，认为这是可以推广的“先进经验”（方晓东等著：《董纯才传》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教育部党组尤其是首倡者董纯才高度重视胜任这一使命的高素质干部和师资的配备，很早就将黄济先生调入，究根溯源，缘自其丰富阅历、丰厚学养，尤其是其过硬的思想政治品质。

其一，心向光明，追求进步，经受过革命洗礼。调来学院的干部和教员，无论曾经是自解放区或自国统区而来的，都必须历史清楚，政治可靠。1937年在家乡即墨考院小学毕业时，黄济先生自称：“个人生活、民族危亡，都摆在了我的面前，逼迫着我去思考和选择”，试走一条“别样的路”（黄济撰述、樊秀丽整理：《黄济口述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1938年春，日军侵入即墨，家乡沦陷，先生随即投奔纪部（指纪淑和司令所率山东五战区第十纵队，其父纪家坦，字泽蒲，曾在山西、河北多地任县长，其子纪秩尚，北京教科院研究员，先生曾为纪秩尚所编《平民县长——纪泽蒲》一书题词：“政绩显赫，一代循吏垂青史；人格辉煌，广敷教泽启后昆。”）抗日游击队，后因被日军打散而失联，尽管工作时间短暂，但“受到了最真实的抗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他一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忠诚”（曹凤泉、洪修平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黄济》第一辑，中华书局 2017年版第112页）。1944-1945年在安徽就读山东第一临时中学期间，参加了杨沛如老师发起的进步学生社团“尖兵社”。1945年6月，为响应国民政府“青年从军”号召，抱抗日救国之志，在安徽参加青年军，期间撰写“战争与和平”一文，确信我国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必胜，表达了深深的爱国之情。当获悉日本投降，欣喜若狂，用微薄军饷买上鞭炮燃放庆祝。1948年在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期间，直面国民党特务、军警酿成的“四九血案”，响应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市地下党号召，参加抗议游行，赶往新华门前静坐请愿，迫使反动政府当晚释放了被捕学生；7月初，抗议国民党滥炸河南开封残杀民众之暴行，并为此撰联深表愤慨：“杀尔妻孥，毁尔家室，报仇雪恨还有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斗争清算不饶他。”面对白色恐怖，血的教训，先生“考虑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走，萌发了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心愿”（《黄济口述史》第44-45页）。经礼贤中学及山东临中同窗、清华大学地下党员戴杰（沈澄）联系，由北平城工部地下党组织介绍，与周密扮作商人夫妇，历尽艰险，8月入读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的华北大学，“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到了自由的天地”（《黄济口述史》第50页）。在华大一部，得以聆听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的时事报告，马克思列宁学院艾思奇讲授哲学，教务长钱俊瑞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胡华讲授中共党史，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洗礼，初步了解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奋斗历史、党的纲领和政策，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作风。正如先生66年后所题:“正定华北大学是我的政治生命的开始。”（王律著《正定华北大学史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1949年3月，华北大学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随即正式留华北大学任教，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由“红色教育家”郭抵和教育史学专家曹建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此“一生两投，心向光明”的经历，就职于教育行政学院，当无任何问题。

其二，立有教育报国之宿志，有难得的师范教育背景和教育科学涵养。青岛礼贤中学毕业后，先生回到母校考院小学任教，后不甘于沦陷区奴化教育，转而任教于何陋乡小学兼教务主任，这成为其教师生涯的开端，萌发了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愿望。1945年5月，先生在山东第一临时中学毕业前夕写的《自传》中，回顾了身世家世和所走过之路，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并明确表达了教育报国之志：“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所遭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勿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也。此余之宿志”。（《黄济口述史》166-167页）临中校长张敏之德高望重，语文教师兼教导主任张可为是清华大学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教学中善于讲授哲理，敢于评论时政，这对先生的进步“很有启迪”。数学老师朱静航的启发性教学，地理老师张自清的边讲边画，历史老师王梓生的古今之论，都令其终生难忘，也由此增添了对教师职业的向往。1946年9月，如愿就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当时之所以选择北京师范大学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以前做过教师，并认为教育清高；其二是看透了国民党军政的腐败，绝不沾边。”（《黄济口述史》第43页）先生也可以去北京大学教育系读书，但认为北大教育系更多的是培养教育界官吏，而自己又无意为官，只想做个教员，还能和青年人交朋友，故最终选择了北师大。“读了北师大后，就定了做教师的终身志愿。深知做‘经师’不易，做‘人师’更难，希望能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我永远追求的目标。”（《黄济口述史》第135页）教育行政学院以培训教育行政管理干部为主业，教育干部的教育科学涵养不可或缺，“教育学”和“心理学”课是最为重要的基础课，“教育专题报告”的设置亦倍受重视。这对学院教员职员提出了相应要求。陆续调来行政学院的教职员，多有相应的专业背景，而且对曾在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工作尔后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者格外看重。1955年8月10日，学院请示教育部“纯才同志并党组”：拟提请聘任时任北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为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兼职），时任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彭飞为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兼职）；二者均未成行，便于9月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伍棠棣调入学院担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12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介绍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胡克英来学院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四位都是黄济先生在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师大的同事。由此可见，筹建中的学院迫切需要像先生那样的教育学者。

其三，系统学习苏维埃《教育学》，并从事《教育学》教学及教育科研。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人确信：“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新中国初期，依然倡导“以俄为师”，教育学也是如此。1950年春，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大量聘用苏联多领域专家，以借鉴苏联高校模式创办全国第一所革命大学。黄济先生分配到教育学教研室任教。暑假前，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苏联专家波波夫来指导人民大学的教育学科建设。黄济先生利用难得的机会学习钻研苏联教育学，包括凯洛夫《教育学》，成为解放后“全国第一个从事向苏联专家学习苏维埃教育学的教师”（《黄济口述史》第59页）。与此同时，注重教育问题探究，《中华教育界》11期上发表《体罚和自觉纪律》一文，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50年暑假后，教育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届“教育专修班”学员，教育学由波波夫撰写讲义，译成中文后由教研室主任王焕勋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讲授；不久，先生接替王焕勋来讲授，“这是我在高等学校教授教育学的开端，实现了我从事教育学教学和科研的夙愿”（《黄济口述史》第59页）;组织带领教育专修班学员去旅大参观完全苏联式的十年制中小学学校，实地了解苏联基础教育概况。1952年下半年开始，先生为教育系本科开设两年（包括课堂讨论和见习）一轮的《教育学》课程。苏联专家波波夫、普希金、崔可夫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教育学并形成著作出版。黄济先生在听课、授课、参观实习中受益匪浅。先生调离教育行政学院之际，苏联专家安娜斯达西耶娃聘来学院，就学院如何加强教育学教研室力量、开设五门课同时再讲些教学法、讲究教育实习内容方法和时段、强化课堂讨论、拟定教育专题报告等问题，向学院提出宝贵意见。翻阅先生保存的1957年12月教育行政学院出版的《安娜斯达西耶娃专家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共三辑（缺第二辑，已补齐）可知，安娜斯达西耶娃在行政学院辅导报告时间大致在1955年10月5日至1957年3月25日之间，由教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包括由师大教育系分配来的张燕镜、李定仁等根据专家讲授时的口译记录材料整理而成，是为了提供给本院教学人员和学员参考；其中第二辑，专家对学院教育学教研组工作的全方位指导意见尤其可贵，至今读来依然值得回味。先生若未曾调离，想必乐在其中矣。

其四，有难得的干部教育经历，与行政学院工作性质颇为相似。1948年8月成立的华北大学，其任务是为全国解放培养干部。先生所接受的一部政治培训、二部师资和教育干部培训，所开设的课程，与教育行政学院开设五门课程及课堂讨论等教学模式高度吻合。1949年春先分配到华北大学拈花寺分部任教七班做班行政 (即班主任工作)，从事对新招学员的思想工作，解决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按要求做毕业分配工作，正式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所招四期学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具有大学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在旧社会工作过年龄较大的知识分子，8月毕业除少数留京工作，大都随解放军南下，为新解放区准备了干部。随后调到华北大学二部任教三班班行政。做两班班行政期间，与同事互助互谅，教学相长，为日后工作积累了经验。同年冬，被分配到教育教研室，主要从事教育理论研究。这些工作确定了尔后数十年的工作轨迹。在华北大学和人民大学工作性质显然与行政学院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干部类型，行政学院面对的主要是教育系统管理干部，培训全国各地高中、完中、中师校长和教导主任，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教务长，教育厅局科处长及政治课骨干教师。

黄济先生以其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理所当然受到青睐，而且在行政学院筹备期间的工作可谓得心应手。自1955年2月到学院后，主要参与年度教学计划的拟定，讨论五门主干课程的设置，包括教育专题报告主题的设立。到4月1日 ，已经形成“1955-1956年度教学计划”初稿：执行时间自1955年9月1日至1956年6月30日；涉及辩证唯物主义（周2次每次3小时）、党史（周2次每次3小时）、教育学（周1次每次3小时）、心理学、教育专题报告（周1次每次3小时）五大课程；兼顾课堂讨论、自学、参观、实习、考试、毕业论文，周六下午开展政治活动或听时事报告。尽管该计划只是初稿，其后因苏联教育专家的参与而多有微调，但已形成教育行政学院办学的最早格局。

继“年度教学计划”初稿形成，4月底5月初，“教育专题报告计划”初步形成，随之广泛征求相关机构和专家及领导的意见。现存5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回函，提出了调整或修改的详细意见。5月，旅大市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肖敬若调入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黄济先生与这位同龄人相处甚洽，继续有效参与筹备工作。根据各方修改意见，7月12日讨论形成“专题报告计划纲要”，并发出通知：16日上午8点半，景山东街45号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讨论教学计划中的专题报告部分。“专题报告计划纲要”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方针政策：涉及过渡时期总任务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工业化，互助合作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过渡时期普通教育的方针与任务，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教学改革，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方针计划，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减轻学生负担与增强学生体质，贯彻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培育提高校长和教导主任，提高师资水平与教师进修，整顿教师队伍，学校中党、青年团、少先队、工会的工作，五年计划中教育事业计划与财务计划，高等教育、业余教育等问题；第二类为学校行政：涉及校长、教导主任职责，依靠党的领导、集体领导、教师集体，加强学校工作计划性，班主任工作与课外校外活动，家长工作和毕业生工作等问题；第三类为教育行政：涉及教育厅局对学校工作领导（依靠党委领导、贯彻党的政策），学校视察，教学研究工作与教研室的任务、组织与工作方法，中小学编制、设备、校舍基本建设等问题；第四类为当前的普通教育工作：涉及当前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干部教育、民族教育等问题。年度教学计划和专题报告计划，报请董纯才和部党组研究审批，形成了教育行政学院办学的核心元素。一向敬业、勤勉而自律的黄济先生，到底为此付出多少心智和辛劳，不难推知。经过老一辈教育学人的艰辛探索，加之苏联专家的参与指导并授课，新中国教育干部培训的大格局呼之欲出。

正当黄济先生满怀激情和信心迎接开学的日子里，山东临中读书期间发起进步社团“尖兵社”的杨沛如老师因曾做过国民党专员而被诬为“特务”，“尖兵社”则成为“特务外围组织”（后来山东省委平反，杨解放前参加民革，曾为济南解放策反过王耀武，解放后成为山东民革负责人，曾有李济深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9月初，先生便以“莫须有”的“特务”罪名被调回北师大教育系进行重点审查和批斗，尽管1956年5月1日组织得出并非特务的结论，但如先生自述：从肃反开始到“文革”结束，“受尽了各种屈辱和摧残，但也经受了无数锻炼和考验”；始终秉持“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头可断，身可毁，节不可失，人格不可损伤。”（《黄济口述史》第98页)面对艰难困苦，先生坦荡、达观而进取，让生活充满清正之气。

二、亦师亦友：与创院者董纯才及复办首任院长张承先

遇上德能兼备的好上级，乃职员之幸；遇上亦师亦友的好领导，则是人生之大幸。黄济先生参与筹建教育行政学院，在创院院长董纯才主导下，与同事们做了大量艰难细致的筹建工作，也对这位红色专家和领导有了最初的敬服与印记。非凡的“插曲”令先生无缘回到行政学院施展抱负，随即留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并为教育系56级本科生讲授《教育学》。尽管不能回到学院在董纯才院长领导下工作，但不久，先生与董老有了一次难得的长沙之行。

根据党和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董纯才主张“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并为此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于1956年下半年发起关于教育方针的大讨论。为此，董老自11月底，率领湖南长沙教育考察团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黄济先生就是董纯才率领的考察团成员。在长沙九中，与高中毕业生就“全面发展”问题进行座谈，聆听董纯才老院长就“全面发展”所作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平均发展”，“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时，要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志愿，要鼓励学生发展爱好和特长引导学生树立为建设祖国需要全面发展的思想。”大家发现，长沙九中有位高二学生自学了大学数学，其他科目成绩俱佳，可见学生智力发展是有差异的，“在‘全面发展’的方针下，是可以实施‘因材施教’的。”（《董纯才传》第130页）在黄济先生看来，董老之所以选择长沙，不只是因为这里是我国近代教育的先进地区之一，还在于董老特别注重抓革命传统教育，徐特立、杨昌济等革命教育家曾经任教和兴学在长沙，特别是毛泽东曾经学习和工作在湖南第一师范。据先生回忆，在长沙调研期间，董老以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忠诚负责的精神，对如何办好师范学校和如何加强基础教育等问题作了深入调研；董老调研工作细致入微，对湖南一师校门如何重建、校园如何设计等，都作了具体指示。董老全力以赴的奉献精神、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始终如一，令人佩服。黄济先生感慨地说：“在将近一个月的调研过程中，我对董老重视教育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了深切的实际感受。”（《教育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页）前不久，我们从先生的遗存中，惊喜地发现先生于1956年12月16日参观毛泽东故居时与董纯才等同志的合影（照片），时隔65载，历经风风雨雨，这张照片依然幸存，显得弥足珍贵。近日翻阅先生存放的1956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选辑的《教育学参考资料》，其中就有董老1954年发表于《人民教育》的《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一文，留有先生在“应特别着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和自觉纪律教育”等处所划横线及眉批。

1960年8月，五年间培训2051名学员、为共和国教育做过重要贡献的教育行政学院因故停办，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正式复办。尽管如此。黄济先生与董老的联系并未间断，反而因《教育学》编写工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学分卷编纂工作而续缘。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中央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并于4月12日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宣告，德高望重的董纯才当选为首任会长。期间，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着手进行教育哲学教材建设。为落实会议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委派黄济先生参与刘佛年主持编写的全国通用《教育学》教材。下半年在民族饭店三四个月编写会议期间，先生经常聆听董纯才在各种研讨会和座谈会上对编写工作所作具体指导，从董老那里获取编写工作所需各种资料。为确保编写工作高质量完成，尤其为打牢教育哲学的中国文化根基，董老邀请有关人士作专题报告。黄济先生日记中记录：10月，在政协礼堂听取“中国哲学史”讲座，涉及中国哲学史概论，孔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的哲学思想；12月，继续听取“中国哲学史”讲座，涉及韩非、董仲舒和王充的哲学思想。董老“还经常向我们问寒问暖，从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从这项工作中也体现出董老对课程和教材建设是多么的关注。”（《教育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1980年开始组织编纂的鸿篇巨制，是老一代学人奉献给后人的珍贵礼物。同年9月下旬，《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在董纯才亲自主持下举行筹备会议，大致理出编撰工作头绪。1981年5月，教育部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分编委会筹备组扩大会议，以其崇高威望聚集了教育界著名专家学者，正式组成了教育分卷编辑委员会，由董纯才任编委会主任，刘佛年、张焕庭担任副主编。《教育卷》内容包括教育科学总论、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中国教育和外国教育，黄济先生担任其中“教育科学总论”编写组副主编。董老以其卓越的才能有条不紊地推动全面工作，从设计方案到撰写条文，直到最后成书付梓，都精心策划，作具体组织指导。据黄济先生回忆，董老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提出的任何意见都非常尊重，善于倾听，择善而从；其自己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撰写若干条目，为写好所承担的条目而不耻下问，态度平易诚恳，毫不以尊长自居。该项工作持续五六年之久，召开的大小会议有几十次之多，董老不顾重病在身，抱病坚持，善始善终，表现出对事业的赤诚和执着。这令黄济先生深受感动，也像董老那样，认真对待并圆满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我从这一工作中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和董老的关系更密切了。”（《教育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页）开始启动编纂之时，董老年逾古稀，先生时年六十周岁，欣然作有《六十述怀》：“六十年来荣与辱，喜庆今日又逢时；愿将微躯化春蚕，为织锦绣吐长丝。”（《黄济讲国学》第319页）

为纪念杰出的人民教育家董纯才诞辰100周年，2005年3月4日，黄济先生与方明、顾明远、朱小蔓等参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的董纯才纪念会并发言，深情回忆与董老多次相处的情形，感叹：“董老在我的心中，他不只是教育部的部长，更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和求实的学者。他那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谦逊平易的人格魅力，给我以深刻的影响和教育。在董老百年诞辰之际，我决心和大家一起，踏着他的足迹，在科教兴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并以此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教育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3页）黄济先生自1955年起，在六十年岁月里，一直是董老忠实的追随者：一起为教育行政学院的创建做出贡献；共同为中国教育学会工作和教育学科建设尽职尽责；一起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纂呕心沥血；都执着推进马列教育思想和苏维埃教育传播及其中国化，为新中国教育学科建设而不懈努力并奠定基石。尤为可贵的是，都信奉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人生格言并身体力行。董老遗言：“将遗体送给协和医院或 中国医科大学解剖，作为我对祖国的最后贡献”（《董纯才传》第266页）；黄老2013年春日撰有《述志兼遗嘱》：“我生一世似雪鸿，为寻别路奔西东。生时愿为孺子牛，死后难作众鬼雄。与其当作骨灰撒，何如留为实验用。若能救济疑难症，更使无妄了此生。”（《黄济讲国学》济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356页）二人之精神境界何其相似！

黄济先生为八十年代初教育行政学院复办而欣慰，且因中国教育学会事务而与复办后首任院长、教育部党组书记张承先结缘。张承先是中国教育学会第二、三、四届会长和后续荣誉会长，黄济先生则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及后续顾问。两位山东乡亲有怎样的对话交流，尚不得而知；因教育学会工作而持续探究教育学术前沿问题，则常见于黄济先生日记：1984年7月底，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30日听取张承先会长在闭幕式上就《深刻领会‘三个面向’的精神实质，提高改革自觉性》发表的讲话并合影留念；1987年7月23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听取张承先会长就《坚持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深化教育改革》所作工作报告，注重培养全面发展新人；1991年3月12日，出席张承先会长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与顾明远、王道俊、张家祥等座谈编写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主张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从孔子到陶行知要全面总结，如教学相长、因材施教、教师形象感染；1993年2月，出席张承先召集的中国教育学会专家座谈会，与叶立群、柳斌、王逢贤等结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探讨相关问题；5月14日，出席北京市教育学会第四届全体会议，听取张承先讲话，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完善问题。

教育行政学院继任院长何东昌、陈至立、袁贵仁等，也常出现在黄济先生日记里。袁贵仁院长本来就是北师大教授和领导，与黄济先生过从甚密，经常出现在同一博士答辩会上，同台获得过优秀研究生导师特等奖。兹据日记仅就其与前二者交流举要梳理：1987年6月，与何东昌、许家屯和北师大王梓坤、方福康、启功等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受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捐款新建英东教育楼，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出席捐款仪式并接受捐款证书；7月25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教育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听取何东昌谈时政和教育，并与顾明远、瞿葆奎等讨论职教与普教、教劳结合、师资等话题；12月22-24日，出席国家教委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特点和深化教育改革问题”讨论会，听取何东昌、顾明远、郝克明等讲话；1988年10月25-26日，出席国家教委举办的全国教育规划会议，听取何东昌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涉及如何处理中国古典文化、西方文化与革命时代文化之间关系，主张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1991年3月10日，全国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教材改革研讨会上，听取何东昌讲话，并发言；1992年2月29至3月8日，参加《教育学教学指导纲要》高级研讨班，听取何东昌、邹时炎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辅导报告；3月14日，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与何东昌、张健、郝克明等共同研究规划主题；1993年2月21日，到劳动大厦出席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听取何东昌、吴畏所作报告，讨论教育科研工作条例。1998年11月26-27日，出席全国教育系统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听取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与专家学者就中国20年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讨论；1998年12月16日，去教育部参加颁奖会并座谈，《现代教育论》荣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陈至立出席颁奖。是年，先生虽曰离休，然壮心不已，赋诗《述怀》：“往事沧桑七七春，崎岖征程知艰辛。半生两投任评说，执教三校力求真。行不负人常用忍，文须出己莫效颦。身虽离职心未老，园丁犹赖续耕耘。”

三、一往情深：为学院发展竭尽“老教师”责任

改革开放，迎来了教育干部培训的春天。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于1982年得以复办，在昌平校区办学16年，黄济先生依然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学院干部培训事业。1987年7月，被聘为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科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之后多次参与学院职称评审，为多名教师评职称撰写代表作评阅及推荐意见；1988年9月，黄济先生欣然接受聘为学院兼职教授，其后多次为学院研修班授课。1992年复办10周年之际，应约为学院题词，表达对学院未来的殷切希冀。作为《教育大辞典》“教育哲学”分册主编，所主持的审稿工作也曾于1989年7月9-13日安排在学院进行。1996年，得知后生来学院工作，先生深情而不无自豪地说“我也在行政学院工作过，挺好的。”来院不久，学院就实施南迁大兴现址办学计划，从此见证了行政学院持续运行的同时，见证了黄济先生对学院的“一往深情”。兹仅就亲历的几件事略作陈述。

其一，参与大兴校区校园文化建设，共同创意中国历代教育家铜雕。刚南迁的清源校园尽管不及昌平校区十分之一，但院领导对校园文化打造极为重视。请中央美院教授设计校长大厦室内铜雕——“中国历代教育家”和室外文化地标——“希望”。为此，自1997年下半年，约请以黄济先生为核心的专家团队，包括北师大郭齐家、王炳照和北京大学曲士培等教授，多次来学院进行校园文化论证，重点讨论“中国历代教育家”铜雕，以中国高等教育为线索，选取代表人物和名物。先秦是中华文化教育的奠基期，专家们意见比较一致地选取至圣先师孔子，背景是其授徒之地杏坛；选取孟子和荀子两位稷下先生，其背景是百家争鸣之地稷下学宫；秦汉时期一致推崇“表彰六经”的董仲舒，背景是其所倡导创立的太学；隋唐选取“四门博士”韩愈，其背景是其任职的国子监；两宋以朱熹为代表，背景是其讲学之地岳麓书院；明清考虑到实学的兴起，选取颜元，背景是其所主持过的漳南书院，几经论证，不得不舍弃王阳明。近现代也选取七位：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徐特立、吴玉章，其背景分别是京师大学堂、万木草堂、北京大学、延安抗大、华北大学。黄济先生特别推崇吴老，绝不仅因有华大人大师生之谊，乃吴老学识、人格及成就使然。先生们也让末学提点意见，当发现背景中仅有甲骨文、飞天等元素却不见八卦图，是年刚去过韩国，联想到韩国“太极旗”，便冒昧建议加入不可或缺的太极八卦元素。大家如此集思广益，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共识。据先生12月30日日记：专程前往中央美术学院观赏中国历代教育家浮雕。由此可推知，呈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独具中华文化教育元素的“中国历代教育家”铜雕，当圆满落成于1998年初。这一传世大手笔得益于黄济等先生的睿智与卓识。

其二，来院为东南亚华文学校管理人员讲授孔子教育思想。东南亚华文学校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积极力量，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自本世纪初年，学院联合国家汉办，用派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持续为菲律宾等国家华文学校管理人员进行中华文化教育培训，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尽了绵薄之力。2005年4月18日至5月16日，历尽艰难，促成东南亚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华文学校管理人员培训班”在学院举办。继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和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王殿卿教授讲授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之后，26日，特邀时年85岁高龄的黄济先生来院，以“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为主题授课。先生强调，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主要做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广收弟子盖三千，推动了文化教育下移的历史进程，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培育七十二贤，影响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 二是在周游列国推行“道”而受挫后，退而编纂古籍，对中国古代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了整理和阐释,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系统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先生讲课内容以《简论孔子的两大历史贡献》为题发表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对“回到孔子并发展孔子”具有启迪意义。

其三，作为学院“老教师”和教师节发起人之一，带病来院出席教师节座谈及学术会议。教师节的设立，得益于黄济等先生的努力。为发扬“尊师重教”优良传统，1984年12月15日，北师大校长王梓坤召集黄济先生与钟敬文、启功、陶大镛、朱智贤、赵擎寰诸教授座谈，并联名倡议由国家确定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该月某一日定为教师节。不久，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2006年8月25日，第22个教师节前夕，学院约请黄济、高宝立、刘复兴等教授来院座谈研讨，并请先生作主旨发言。翻阅先生来院前一天日记发现：“几天来腿疼得不能外出，今日稍好，早骑三轮平信寄出为杜为《乐翁诗集》所作之序，买了些菜；下午去北医三院为周密取药，回来腿又痛起来了，本来答应明天去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参加庆祝教师节和座谈会，看来又怕去不成啦。”不过，先生还是如约而至，深情地表示，作为教师节参与发起者，“我是热爱教师这一职业的”；倡导以孔子为师，做“经师”与“人师”统一的典范；建议教师节常过常新，每年提出不同的任务，重视贫困落后地区师资素质的提高和生活待遇的提高，深感在治贫中同时“治愚的重要性”。随之，听取新获得博士学位来院的茶世俊、杨红霞、吕文妙、司洪昌、刘亚荣相继就各自博士论文所作介绍，并作简明点评，还为学院师资队伍的壮大而倍感欣慰。回家后，先生才发现学院提供的微薄报酬及相关资料，其日记写道：“如果是当面交给的话，钱我是不会接受的”，还特别感谢学院接待之热情。这就是黄老，不顾病痛，淡泊名利，适如其所自称：“只作耕耘”而“不求闻达”（于超、于建福：《五育并举 知行合一——黄济先生劳动教育思想的精神特质》，载《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第63页）。

其四，两次来院出席公民道德教育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见解。回归传统、重建道德、强化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文化教育思潮。曾两次到香港就该主题参加研讨活动的黄济先生，有着自己的独到思考，并两次来院参加研讨。2000年11月5-6日，来院出席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和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听取俞家庆常务副院长代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王殿卿代表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刘国强代表香港中文大学致辞；与来自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德国及两岸四地的专家学者，结合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提交并发表《传统美德与师德修养》之文，论述了中国优秀师德传统的重要价值，并结合时代要求赋予新的内涵。2006年11月2日，再次来院出席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学院协办的第三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暨第六届“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听取国际儒联常务副会长原中宣部部长刘忠德和国家学院院长郑树山的致辞；听取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台湾忠信学校校长高震东、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国强的主题演讲。先生以“三大关系与道德修养”为主题发言，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解决的是自我关系，做到“自省”“慎独”“修身为本”；从个人修养延伸到人我关系，要恪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立人达人，因“五伦”而行“五常”；人秉天地之气以生，而成万物之灵，必自强不息而厚德载物，必民胞物与，如《易经·文言》所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还谈及如何分类继承中华文明遗产问题。参与分组研讨，与高震东先生、湖南大学黄钊教授、孔子后人柯兰馆长共同探讨相关话题。期间，还拨冗为某校草拟校训“敬敷五教，育得三乐”等数条供选用，并结合《尚书》和《孟子》释义。

其五，出席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题词并作现场解读。为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6月6日学院办公会决定，成立国学教育研究中心，并以国际儒学联合会为学术支持，举办“清源国学讲堂”。是年9月27日，92岁高龄的黄老应邀出席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清源国学讲堂”开讲（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主讲）活动。大家齐颂《礼记·礼运·大同》，听取学院副院长李文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王殿卿分别致辞并见证“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揭牌后，先生以学院“老教师”身份热烈祝贺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并向中心提出办国学刊物和编国学读物的建议；自称“九零后”，题赠“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条幅并现场释义。先生从6岁开始读了八九年私塾，期间，即墨著名老秀才朱子勃为躲避匪乱而携幼子来于姓“家馆”教书（先生姓于，名鸿德，“黄济”是先生1948年7月自北平辗转投奔华北大学时的化名，之后一直沿用），讲授经、史、子、集，涉及不少典故、故事，讲活了从前只背不释的经书，讲授了蒙学作文和诗词写作等常识。先生后来写成《诗词学步》，即得益于此。先生从中获得的不只是古典知识，而且有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教育品质，还有那“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的科学态度。国学教育研究中心题词即源于这位即墨宿儒的教诲。先生著有“三卅记实”，其后三十年，倾心于国学研究与教育，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的成立，令其兴奋不已。约请来院出席活动时，就“申请发言”，还欣然同意担任中心荣誉主任。先生的出席，无疑成了那次活动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先生最后一次在清源校园出现。如今可以自信地告慰先生：9年来，国学教育研究中心牢记先生嘱咐，从未懈怠，持续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与研修堂，持续合作举办“清源国学讲堂”并推出中华传统经典系列读本，艰辛探索中华文化本根教育之路，“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不仅早已印在数量众多的抄经本上，而且嵌在了愈来愈多学人的脑子里。

学院未曾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介绍刊发“教育学人——黄济”，并发表其弟子丛立新博士和再传弟子郭睿博士撰写的《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记我国著名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高度评价先生“以自己的品格和学识为解放后我国教育哲学学科重建、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认为“黄先生给予我们的，是爱国的热忱、奋进的精神、扎实的学问、端严的学风、高尚的为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1、17页）。2000年7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先生80华诞暨从教60年庆典，2010年7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以“知者不惑 仁者无忧”为主题举行黄济先生九十华诞庆典，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俞家庆等出席并致贺词。2015年1月8日，黄济先生于一生崇拜的周总理逝世39周年的日子仙逝，学院随即派人悼念并在院网反发文致哀，时任学院院长袁贵仁率教育部宋德民等相关人士亲往北师大英东楼318灵堂沉痛悼念。2019年4月6日，黄济学馆落成于尼山国学研修基地，学院副院长于京天博士出席并讲话，同时学院国学馆“黄济书屋”初具雏形。2021年1月8日，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国孔子研究院举办的首期《论语》研习班举办纪念黄济先生6周年座谈会。先生之“真诚”之“温恭”，其“仁爱”其“忠恕”，业已留在学院发展记忆里。

“教育行政学院”也留在黄济先生记忆的最深处。在整理先生遗存时发现，凡是与学院有关的物件，先生都完好地保存着，凡是与学院有关的事情，先生都一一记录着：1957年4月29日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学院全体毕业学员时的合影；80年代学院兼职教授和职称评委聘书及相关评审意见书；1957年12月学院“出版”的珍贵资料《安娜斯达西耶娃专家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1998年4月3日沉痛告别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肖敬若之记录；2005年4月来学院所授课的“东南亚华文学校管理人员培训班”课程表；2005年为学院50年校庆捐赠图书的证明；2006年8月来学院出席第22个教师节的全程记录；2000年和2007年两次来院参加国际出席学术会议的邀请函……2019年春，在收拾其抽屉时惊奇发现：先生将自己佩戴过的“华北大学”“北京师大”“教育行政学院”三枚校徽精心别在同一块棉制衬垫上。诗中常提到的“执教三校”，本不包含“教育行政学院”，这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中未能持久任职于“教育行政学院”，何尝不是先生内心之痛呢？！细细翻阅还不难发现，“教育行政学院”更多留在先生的“口述史”中，留在先生的“日记”实录中，留在终生不肯改口的“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称谓里，留在蕴涵先生智慧的校园文化标志性雕刻内，还有那遍及学院三校区留下的点点滴滴印记。多少次，遍览校园文化景观，先生或恭立于“孔子杏坛讲学”前，或徘徊于刻有经典名句的理念石间，或驻足于“纯才亭”边，或观校史展，对1957年“人民领袖与人民教师”照片人物如数家珍，面对1955年“教育部调令”则沉思良久……。温恭朝夕若此，念兹在兹如斯，可谓“一枝一叶总关情”。究其缘故，无他，惟于“教育行政学院”爱得深沉，学院事业早已融入其生命血脉！

（作者简介：于建福，男，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和儒学教育研究）

稿件提供：张婕